“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怎样理解这一深刻论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五个“突出特性”，蕴含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规律。

　　第一，创新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规律。中华民族有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这种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贯通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之中，“述”与“作”、传承与发展、守正与创新有机统一。中华文明既一脉相承而又革故鼎新、既坚守根本又不断与时俱进。中华文明创新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深厚基础，在于中华先民很早就探索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社会稳定、安顿自我生命之道，农业经济、基层治理、中央集权、儒学教化等社会子系统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这使得中华文明虽历经波折而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第二，统一性与包容性相统一的发展规律。中华文明是“天人合一”“天下有道”条件下的生产累积型文明形态，“定于一”的安定和平是劳动人民安身立命、繁衍生息的基本前提，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民族既奉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和平交往之道，又赞扬“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的民族大义，崇尚“百姓亲睦”“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理想社会，形成“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民族有着多元一体的融合过程，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和实生物”“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厚德载物”“上善若水”等先进文化理念，形成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相辅相成，自强不息的刚健品德和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相得益彰。

　　第三，在创新中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的发展规律。历史主动权或自由权是中华民族掌握命运、创造历史之根本。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的强大汲取、融通力量，能够扬弃外域文明成果而有更高水平的自主创新，从而保持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的较量中暂时处于被动地位，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影响甚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两个结合”中打开了思想解放的空间，“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

　　为什么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命运、成为创造新文明的伟大力量呢？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魂”和“根”，二者的融通创新奠定了中华民族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指出了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正确方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凝聚着改造自然、维系稳定的深湛智慧，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又具有相对的恒久性和普遍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追问和解决“人之所以为人”或“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的根本问题，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上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融通而互相成就。